2026年9月22日，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兼任教授(香港大學退休教授)柯群英教授（Prof. Khun Eng Kuah），以「頁岩現代性下的佛教慈善事業與希望小學計畫」（Buddhist Philanthropy and the Hope School Project in the Era of Shale Modernity）為題，進行英語專題演講。柯教授從其對華人宗教、改革佛教、佛教慈悲與慈善事業的長期人類學研究出發，帶領同學思考社會學理論、佛教道德修養與社會參與實踐之間的關係。

演講開始時，柯教授鼓勵同學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，同時也應進一步思考個案所能提出的理論貢獻。細緻考察特定社群或組織，固然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基礎，但研究者還應追問：個別案例如何回應社會科學中更廣泛的問題？一項具有學術價值的個案研究，應能透過共同的分析概念，使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彼此理解，並展開跨領域對話。

接著，柯教授介紹社會學家齊格蒙．鮑曼（Zygmunt Bauman）提出的「液態現代性」（liquid modernity）理論。在較早的「固態現代性」中，家庭、工作場所、社區與宗教等社會制度，能為個人提供相對穩定的歸屬感、安全感與確定性。然而，進入液態現代性之後，這些結構逐漸去中心化，並被迫重組，甚至失去原有功能。傳統價值與社會規範不斷受到質疑，個人則承擔更多自我形塑與身分建構的責任。社群媒體更進一步加速此一過程，使人們接觸到多元、甚至彼此衝突的價值觀。柯教授將此現象稱為「流動的我」（the fluid “I”），意指現代個人不再只是遵循既定傳統，而是希望自主決定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。

在鮑曼理論的基礎上，柯教授進一步提出「頁岩現代性」（shale modernity）的概念。在此一現代性情境中，對財富與個人成就的追求，促成個人化及自我中心的行為傾向；原有的道德與倫理價值，則如同嵌藏於頁岩深處的礦物碎片，被埋藏在個人心理的深層結構之中。然而，這些價值並未完全消失。宗教及社會參與佛教能夠重新「挖掘」並喚醒這些價值，使個人在日益複雜且不平等的世界中，重新思考自身的道德責任。

柯教授指出，宗教若要在現代社會中持續發揮影響力，就必須回應當代社會的實際需要。社會參與佛教將慈悲從抽象教義轉化為具體行動。在經濟不平等與社會苦難日益加劇的時代，佛教組織及其他宗教性非政府組織，可以成為國家與市場之外的「第三股力量」。它們透過社會福利、教育、醫療照護、災難救援及志願服務等方式，重新分配社會資源，實踐分配正義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財富本身未必是問題，真正重要的是人們如何運用財富，以及財富能否協助正在經歷匱乏與苦難的人。

「慈悲場域」（compassionate field）的形成，不能只依靠道德教導。柯教授說明，道德教導還必須結合道德勸導與道德實踐，才能轉化為慈悲資本或道德資本。慈悲場域可能從地方社會開始，進一步擴展為區域性及跨國網絡；其運作涉及僧團與在家領導者、志工、捐款者、政治制度，以及宗教組織與社會、政治菁英之間的溝通。性別也是不可忽視的分析面向。女性長期以來在佛教慈善事業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然而，她們要進入宗教組織的最高領導階層，仍然面臨不少限制，因此有必要突破既有的性別界線。

佛教的業、感恩、積德行善及福田等概念，則為佛教徒理解慈善行動提供了一套倫理語言。柯教授特別強調，「感恩」是一個同時包含給予與接受的雙向過程。這種互惠關係尤其體現在慈濟所倡導的「大愛」理念中。志工並不只是將受助者視為被動接受幫助的對象，也認為對方提供了實踐慈悲與自我修行的機會。因此，佛教教義不再只是抽象思想，而是融入日常生活。志工藉由持續實踐慈悲，培養出具有自我規範能力的「佛教自我」，並在現世生活中實踐「人間菩薩」的理想。

本次演講以中國內地經濟弱勢地區的「希望小學計畫」作為主要案例。佛教寺院與組織透過募集捐款、建立社會網絡、整合專業知識及尋求地方合作，協助重建校舍並改善兒童的受教機會。當宗教組織缺乏執行計畫所需的專業能力時，便與熟悉地方情況及實務運作的人員合作，使慈善資源得以有效落實。由此，該計畫形成了一個連結佛教教義、組織網絡與區域慈善事業的跨境慈悲場域。

柯教授最後指出，研究佛教慈善事業，有助於理解宗教教義如何轉化為持續性的社會行動。本次演講說明，慈悲並不只是個人的情感，而是經由道德修養、魅力型宗教領導、制度網絡，以及日常布施與志願服務共同培養及實踐的社會力量。演講結束後，現場進行問答，同學們就人類學研究、佛教社會參與，以及宗教慈悲在當代社會中的意義，與柯教授進行了深入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