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佛光大学佛教学系研究生学会/礁溪报导)信仰与学术研究能否平衡?高明道教授应佛光大学佛教学系研究生学会「云水小参」讲座之邀,于2022年3月8日云水轩,分享对「宗教信仰与宗教研究」的看法,为此论题带入跨宗教比较的视野,提出佛教信仰与学术研究并不冲突的理由。研学会也特邀陈一标教授为讲座担任引言。吸引约八十名学、硕、博士生前来聆听。
高老师首先带我们生动地分析汉字。「信仰」常与「奉」的意象相连,有向上尊仰、双手朝上供奉的意味;「研究」意味探讨,从声符「罙」以及「究」此字的意涵来看,则有向下深入、彻底的意味。作为信仰与研究对象的「宗教」一词非中国本有,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效法西方大学制度,取自身文化里有的「宗」与「教」二字──当然这些也来自佛教用语——相结合,以对译religion学科。中国文化固有将宗、教二字分开使用的文化,「教」的古老字形还清楚呈现孩「子」被一只「手」持「棍」教训的样子,此外也有思想体系之意。
在六道,人道特别有「信仰」与「学术研究」的活动现象,但「信仰」者泛,从事「学术研究」者少,这与果报有关。人类容易有信仰,可能因此走上歧路,也可能为此带来社会人我和谐。学术研究则需长远投入精力时间才看得到成果,它对谋生而言并非必需。此外还有一种向度座落在这两极间,即神职人员或出家人对教义、仪轨等作的「研究」,是教团内部活动,与需接受公开批评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。
「信仰与学术研究之间,有无矛盾?」高老师娓娓道来亲身遇过的基督宗教、佛教信徒,面对两相冲突时的种种态度——
约三十年前,有瑞士的神学家在台湾演讲,引经据典直明这个宗教不应传教,「我当时在想,底下的传教士们听了今晚要怎么睡呢?」教会甚至禁止他在大学教神学。当他要往生时,还拒绝采用该教仪式。但是他却从未退出教会。
有一位德国人在大学是读基督教神学,他说,虔信的学生读神学系,往往面临所学与信仰的剧烈冲突。他毕业后因对基督教团体失望,转而信佛。后来推荐他住在台湾的道场进行田野研究,多年后辗转得知他对佛教失去信心而消沈。「他一直追寻信仰归宿,如今问题出在信仰,还是研究呢?」
还有一位精通西藏学的德国学者跟他说,由于了解西藏,所以难以学西藏佛教,于是改学禅。但当看有关禅宗研究的书时,又认为:「这个不能看,再看下去就无法修禅。」原因是禅宗历史有杜撰色彩。
所以,信仰与学术研究能否平衡?「在我看来,如果你信仰的是佛陀的教法,可以找到平衡。」这是因为,佛教不是一神教,而后者将信仰建立在不容检证的「神的话语」之圣典上,导致至今不乏有因圣典翻译错误导致信仰偏离原始教导的事例,神学家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指出其非。
相对的,佛陀教导信徒要闻「思」修,而非闻「信」修,即要以「思」来反省所学,是将教法内化的必要过程。但在佛教所流布的一些文化传统里,却没有讲究「思」的重要。
巴利注解书就清楚说明,「闻」来的知识都是师父的东西;「思」是经过一番苦工去考察、整理,得来的一半是自己的,一半是师父的;「修」的结果则全是自己的了。「『思』就像安全网,让我们在信仰里,面对分歧的文化现象时得免于迷失。」而学术研究其实无异于此,都要认真、扎实,追求破除无明,努力看出生命轮回或问题的症结。
在最后问答,陈老师向高老师请益:当闻思修,在「思」的过程也会遇到经典教义或宗派解释间的矛盾问题,例如:唯识学主张有一类众生无法成佛,但华严宗、天台宗等则持相左立场;又比如,当以三乘为究竟,还是以人人都可成佛的一佛乘为究竟?
对此,高老师分享他的看法。站在佛法都是应机应时、为了利益众生而施设的立场,认为诸如「一阐提不能成佛」这类说法其实有着激励众生努力证明自己并非这类根性、进而奋发修道的效果,这正如有的基督教徒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排除在「上帝的选民」之外而努力精进。再者,有关三乘,其中「辟支佛」并非佛陀所教的修道目标之一,而是出自印度其他宗教的东西;至于三乘与一乘这种形而上的问题,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加以研讨,但应不构成生命实践、轮回与解脱上的切肤问题;菩萨道与声闻道有很多共通点。
「譬如一个人发高烧,医生告诫要多休息;痊癒后伴随肥胖,医生告诫他要多运动。这看似矛盾,但医生并非从头到尾都要人运动,或从头到尾都要人休息。」高老师指出佛法应机应时的特性,当出现矛盾时,不是佛法的问题,而是翻译、传承等文化问题,导致种种流变、差异。
最后,以一位在巴利传统出家的友人为例,「他精通巴利语,也曾指出巴利的传统是有些问题的。他自己发愿:只要几个小时打坐,就要花几个小时从事学术研究;几个小时研究,就要花几个小时打坐。从事学术研究,是为了回馈众生。」为佛教的学术研究不与信仰冲突的论题,陈出深具启发性的一例。
高老师首先带我们生动地分析汉字。「信仰」常与「奉」的意象相连,有向上尊仰、双手朝上供奉的意味;「研究」意味探讨,从声符「罙」以及「究」此字的意涵来看,则有向下深入、彻底的意味。作为信仰与研究对象的「宗教」一词非中国本有,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效法西方大学制度,取自身文化里有的「宗」与「教」二字──当然这些也来自佛教用语——相结合,以对译religion学科。中国文化固有将宗、教二字分开使用的文化,「教」的古老字形还清楚呈现孩「子」被一只「手」持「棍」教训的样子,此外也有思想体系之意。
在六道,人道特别有「信仰」与「学术研究」的活动现象,但「信仰」者泛,从事「学术研究」者少,这与果报有关。人类容易有信仰,可能因此走上歧路,也可能为此带来社会人我和谐。学术研究则需长远投入精力时间才看得到成果,它对谋生而言并非必需。此外还有一种向度座落在这两极间,即神职人员或出家人对教义、仪轨等作的「研究」,是教团内部活动,与需接受公开批评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。
「信仰与学术研究之间,有无矛盾?」高老师娓娓道来亲身遇过的基督宗教、佛教信徒,面对两相冲突时的种种态度——
约三十年前,有瑞士的神学家在台湾演讲,引经据典直明这个宗教不应传教,「我当时在想,底下的传教士们听了今晚要怎么睡呢?」教会甚至禁止他在大学教神学。当他要往生时,还拒绝采用该教仪式。但是他却从未退出教会。
有一位德国人在大学是读基督教神学,他说,虔信的学生读神学系,往往面临所学与信仰的剧烈冲突。他毕业后因对基督教团体失望,转而信佛。后来推荐他住在台湾的道场进行田野研究,多年后辗转得知他对佛教失去信心而消沈。「他一直追寻信仰归宿,如今问题出在信仰,还是研究呢?」
还有一位精通西藏学的德国学者跟他说,由于了解西藏,所以难以学西藏佛教,于是改学禅。但当看有关禅宗研究的书时,又认为:「这个不能看,再看下去就无法修禅。」原因是禅宗历史有杜撰色彩。
所以,信仰与学术研究能否平衡?「在我看来,如果你信仰的是佛陀的教法,可以找到平衡。」这是因为,佛教不是一神教,而后者将信仰建立在不容检证的「神的话语」之圣典上,导致至今不乏有因圣典翻译错误导致信仰偏离原始教导的事例,神学家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指出其非。
相对的,佛陀教导信徒要闻「思」修,而非闻「信」修,即要以「思」来反省所学,是将教法内化的必要过程。但在佛教所流布的一些文化传统里,却没有讲究「思」的重要。
巴利注解书就清楚说明,「闻」来的知识都是师父的东西;「思」是经过一番苦工去考察、整理,得来的一半是自己的,一半是师父的;「修」的结果则全是自己的了。「『思』就像安全网,让我们在信仰里,面对分歧的文化现象时得免于迷失。」而学术研究其实无异于此,都要认真、扎实,追求破除无明,努力看出生命轮回或问题的症结。
在最后问答,陈老师向高老师请益:当闻思修,在「思」的过程也会遇到经典教义或宗派解释间的矛盾问题,例如:唯识学主张有一类众生无法成佛,但华严宗、天台宗等则持相左立场;又比如,当以三乘为究竟,还是以人人都可成佛的一佛乘为究竟?
对此,高老师分享他的看法。站在佛法都是应机应时、为了利益众生而施设的立场,认为诸如「一阐提不能成佛」这类说法其实有着激励众生努力证明自己并非这类根性、进而奋发修道的效果,这正如有的基督教徒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排除在「上帝的选民」之外而努力精进。再者,有关三乘,其中「辟支佛」并非佛陀所教的修道目标之一,而是出自印度其他宗教的东西;至于三乘与一乘这种形而上的问题,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加以研讨,但应不构成生命实践、轮回与解脱上的切肤问题;菩萨道与声闻道有很多共通点。
「譬如一个人发高烧,医生告诫要多休息;痊癒后伴随肥胖,医生告诫他要多运动。这看似矛盾,但医生并非从头到尾都要人运动,或从头到尾都要人休息。」高老师指出佛法应机应时的特性,当出现矛盾时,不是佛法的问题,而是翻译、传承等文化问题,导致种种流变、差异。
最后,以一位在巴利传统出家的友人为例,「他精通巴利语,也曾指出巴利的传统是有些问题的。他自己发愿:只要几个小时打坐,就要花几个小时从事学术研究;几个小时研究,就要花几个小时打坐。从事学术研究,是为了回馈众生。」为佛教的学术研究不与信仰冲突的论题,陈出深具启发性的一例。
高明道教授应佛光大学佛教学系研究生学会邀讲「宗教信仰与宗教研究」。
研究生学会特邀陈一标教授为讲座担任引言。
研究生学会会长知文法师讲述为高老师设定此讲题的背景与动机。
「云水小参」讲座吸引约八十名学、硕、博士生前来聆听,座无虚席。
高老师演讲风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