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9月22日，佛光大学佛教学系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兼任教授(香港大学退休教授)柯群英教授（Prof. Khun Eng Kuah），以「页岩现代性下的佛教慈善事业与希望小学计画」（Buddhist Philanthropy and the Hope School Project in the Era of Shale Modernity）为题，进行英语专题演讲。柯教授从其对华人宗教、改革佛教、佛教慈悲与慈善事业的长期人类学研究出发，带领同学思考社会学理论、佛教道德修养与社会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。

演讲开始时，柯教授鼓励同学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，同时也应进一步思考个案所能提出的理论贡献。细致考察特定社群或组织，固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基础，但研究者还应追问：个别案例如何回应社会科学中更广泛的问题？一项具有学术价值的个案研究，应能透过共同的分析概念，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彼此理解，并展开跨领域对话。

接着，柯教授介绍社会学家齐格蒙．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提出的「液态现代性」（liquid modernity）理论。在较早的「固态现代性」中，家庭、工作场所、社区与宗教等社会制度，能为个人提供相对稳定的归属感、安全感与确定性。然而，进入液态现代性之后，这些结构逐渐去中心化，并被迫重组，甚至失去原有功能。传统价值与社会规范不断受到质疑，个人则承担更多自我形塑与身分建构的责任。社群媒体更进一步加速此一过程，使人们接触到多元、甚至彼此冲突的价值观。柯教授将此现象称为「流动的我」（the fluid “I”），意指现代个人不再只是遵循既定传统，而是希望自主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在鲍曼理论的基础上，柯教授进一步提出「页岩现代性」（shale modernity）的概念。在此一现代性情境中，对财富与个人成就的追求，促成个人化及自我中心的行为倾向；原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，则如同嵌藏于页岩深处的矿物碎片，被埋藏在个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。然而，这些价值并未完全消失。宗教及社会参与佛教能够重新「挖掘」并唤醒这些价值，使个人在日益复杂且不平等的世界中，重新思考自身的道德责任。

柯教授指出，宗教若要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影响力，就必须回应当代社会的实际需要。社会参与佛教将慈悲从抽象教义转化为具体行动。在经济不平等与社会苦难日益加剧的时代，佛教组织及其他宗教性非政府组织，可以成为国家与市场之外的「第三股力量」。它们透过社会福利、教育、医疗照护、灾难救援及志愿服务等方式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，实践分配正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财富本身未必是问题，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运用财富，以及财富能否协助正在经历匮乏与苦难的人。

「慈悲场域」（compassionate field）的形成，不能只依靠道德教导。柯教授说明，道德教导还必须结合道德劝导与道德实践，才能转化为慈悲资本或道德资本。慈悲场域可能从地方社会开始，进一步扩展为区域性及跨国网络；其运作涉及僧团与在家领导者、志工、捐款者、政治制度，以及宗教组织与社会、政治菁英之间的沟通。性别也是不可忽视的分析面向。女性长期以来在佛教慈善事业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然而，她们要进入宗教组织的最高领导阶层，仍然面临不少限制，因此有必要突破既有的性别界线。

佛教的业、感恩、积德行善及福田等概念，则为佛教徒理解慈善行动提供了一套伦理语言。柯教授特别强调，「感恩」是一个同时包含给予与接受的双向过程。这种互惠关系尤其体现在慈济所倡导的「大爱」理念中。志工并不只是将受助者视为被动接受帮助的对象，也认为对方提供了实践慈悲与自我修行的机会。因此，佛教教义不再只是抽象思想，而是融入日常生活。志工借由持续实践慈悲，培养出具有自我规范能力的「佛教自我」，并在现世生活中实践「人间菩萨」的理想。

本次演讲以中国内地经济弱势地区的「希望小学计画」作为主要案例。佛教寺院与组织透过募集捐款、建立社会网络、整合专业知识及寻求地方合作，协助重建校舍并改善儿童的受教机会。当宗教组织缺乏执行计画所需的专业能力时，便与熟悉地方情况及实务运作的人员合作，使慈善资源得以有效落实。由此，该计画形成了一个连结佛教教义、组织网络与区域慈善事业的跨境慈悲场域。

柯教授最后指出，研究佛教慈善事业，有助于理解宗教教义如何转化为持续性的社会行动。本次演讲说明，慈悲并不只是个人的情感，而是经由道德修养、魅力型宗教领导、制度网络，以及日常布施与志愿服务共同培养及实践的社会力量。演讲结束后，现场进行问答，同学们就人类学研究、佛教社会参与，以及宗教慈悲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，与柯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。